現代儒醫群體的歷史變化及其社會佈景剖析
作者：孫明 丁兆君
來源：《天然辯證法研討》2023年第9期
摘要：儒醫是具有儒學素養、通醫術且從事疾病診療的醫者，他們是推動中國現代醫學發展的主要人物。通過考核分歧歷史時期儒醫群體的面孔，并對影響這一群體變化的社會佈景的剖析，認為中國現代儒醫群體的歷史變化可分為師徒授受時期(兩漢)、門閥世襲時期(魏晉南北朝至隋朝)、儒醫分流時期(唐代至五代十國)、儒醫繁榮時期(宋代至清代)四個階段。而影響儒醫群體變化的原因，重要包含國家的政策軌制、儒學的社會位置、醫學知識的傳承方法和普及水平、時人的醫學觀念等。
作者簡介：孫明(1988—)，河北保定人，中國科學技術年夜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博士研討生，重要研討標的目的：中國現代醫學史；丁兆君(1973—)，安徽五河人，中國科學技術年夜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副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標的目的：中國科技史
根據知識結構、理論程度和醫療方法的分歧，中國現代的從醫人員可分為巫醫、道醫、僧醫、儒醫和通俗醫者等，此中儒醫對推動醫學發展的感化最為顯著。儒醫兼具儒學和醫學素養，其在宋代的興盛促使中國現代醫包養dcard學發生變革。20世紀30年月有名醫史學者謝觀評價道：“中國醫術，當以唐宋為一年夜界……自宋以后，醫乃一變為士夫之業，非儒醫缺乏見重于世。”[1]101包養網推薦近年陳元朋指出：“就傳統中國醫學的傳承而言，大略可分為‘巫醫’‘道醫’‘儒醫’三個階段……自宋代以降，‘儒醫’則逐漸成為醫學傳承的主流。”[2]二者對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做了簡明的階段劃分，指出宋代是主要的轉折點，宋以后儒醫成為醫學發展的重要氣力。
儒醫和儒醫文明是醫史研討的主要話題，研討結果頗豐[1,2,3,4,5,6,7,8,9,10,11,12,13,14],既有對典範儒醫個體的剖析，也有對某一朝代或地區儒醫群體的探討。這不僅為本文認識儒醫供給了幫助，也留下了探討儒醫歷史變化及其社會佈景的空間。學界對儒醫做整體歷史剖析的僅見郭殿彬等所撰兩篇文章[12,13],他們認為宋代是儒醫在真正意義上的構成和發展期，簡述了儒醫在宋以前的歷史沿革，給了本文無益的啟發，也留下有待探討和厘清的問題。
中國現代的儒醫何時產生，群體經歷何種變化，分歧歷史時期發展面孔、特征、包養行情緣由為何，對醫學有何影響，本文就此展開探討。
一、現代醫者分類及儒醫概念辨析
中國現代對醫者有分歧的分類和定名方式，以醫者的醫術程度和醫德高低而言，分為年夜醫、明醫、德醫、良醫、庸醫、俗醫等；以醫學分科而言，分為食醫、疾醫、瘍醫、線人痹醫、眼科醫、乳醫、帶下醫、小兒醫、獸醫等；以醫者的文明佈景而言，分為巫醫、道醫、僧醫、儒醫、通俗醫者等。本文重要關注醫者的文明佈景。巫醫，即包養故事治病之巫，是中國現代最早的醫者，他們將疾病歸因于鬼神作怪，通過禳解、逐除等巫術治療疾病，有時也兼用醫藥。道醫具有鮮明的道教顏色，包括通曉醫術、行醫救人的羽士及道家學者。在診療疾病時，他們既運用方劑、針灸等方式，又重視服食、外丹、內丹、導引、符咒等，其代表有葛洪、陶弘景、楊上善、王冰、王懷隱等。僧醫，又稱醫僧，指通曉醫術、治病救人的和尚，他們以佛理統攝醫藥，在醫德、醫理、診療、方藥等方面均有異于其他醫者的特點，其代表有東晉的支法存、于法開，宋代的僧道廣、釋洪蘊等。通俗醫者相對于巫醫、道醫、僧醫、儒醫而言，少有醫學以外的文明佈景，重要憑借師徒或家族授受來傳承醫術，年夜多欠亨文義，罕能著書；大略專守一科，不克不及兼通各包養價格ptt科；不重視《黃帝內經》等醫經的學習，傳承的醫術與包養意思古書不克不及盡合。[1]46,67,101以歷史發展而言，大略先秦巫醫為主，宋以前道醫為盛，從宋代開始儒醫逐漸成為醫家主流，尤其是明清時期，凡言醫家必稱儒醫。
關于“儒醫”概念的懂得，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儒醫，指具有儒學素養的從事治病救人職業的醫者；廣義的儒醫，除了狹義的儒醫，還包括通曉醫學知識但不從事治病救人職業的儒士。此中哪一種認識更接近前人的儒醫概念，是本文要辨析的。《宋會要輯稿》載政和三年(1113)徽宗詔令：“建學之初，務欲廣得儒醫。”[15]2795這是“儒醫”稱謂的最早出處。政和七年(1117)年夜臣奏言：“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于疾病，謂之儒醫，甚年夜惠也……至于診療疾病，乃設學求才之本指。”[15]2800這說明宋朝廷所認為的儒醫是具有儒學素養(習儒術)、通曉醫術(通黃素)、理解診療疾病(明診療)、并從事疾病救治的人(施于疾病)。此外，朝廷培養儒醫的本心是“診療疾病”。可見，診療疾病是鑒定儒包養網車馬費醫的主要原因。
北宋之后，“儒醫”稱謂在各代的史志、醫書、詩文集、日記、筆記、小說、戲曲中大批出現。【1】經逐條剖析可知，這些文獻對“儒醫”概念的用法與北宋基礎分歧，即指兼通儒學和醫學且從事治病救人的醫者。儒醫年夜致分為兩類：一是本為儒士而后以治病救人為業的人；一是本為治病救人的醫者而兼習儒家文明的人。與通俗醫者比擬，儒醫往往博覽群書，善于著作；頗為重視醫經的研習和醫理的根究，不像通俗醫者只猛攻醫術而不重醫理；強調儒家的倫理品德，并能援儒理進醫理，以儒學濟醫學。
中國現代通曉醫學但不以診療疾病為業的儒士，文獻中稱之為“通醫術文臣”“知醫書儒臣”“通醫士人”等。由于他們不以診療疾病為業，前人不稱之為“儒醫”。本文尊敬前人的意見，稱這類人為通醫儒士，不視為儒醫。通醫儒士在現代為數不少，如晉代皇甫謐、唐代王燾、宋代蘇軾、元代陸文圭、明代賈汝棟、清代趙學敏等。他們與儒醫的最年夜區別在于社會成分是醫者還是儒士，能否以診療疾病為職業。通醫儒士是普通士人或士年夜夫，他們的醫學知識重要用于自我救治、養生延年、照顧家人、編撰包養俱樂部醫書、校訂醫書、散施方藥，等等。而儒醫則是從事診療疾病的醫者，其醫學知識重要用于為別人診療疾病。
前人將儒醫概念泛化并把通醫儒士列為儒醫的并未幾見。最早將儒醫泛化的是明代李梃，他認為“儒醫”指“秦漢以后，有通經博史，修身慎行，聞人鉅儒，兼通乎醫”[16]92的人。這種含混和泛化的懂得與宋以來對“儒醫”概念的普通懂得分歧，在現代只要極少數人認同。【2】
為更合適現代社會的實際情況，依照宋以來的主流意見，本文應用的“儒醫”長期包養概念，指具有儒學素養、通醫術且從事疾病診療的醫者，從而將儒醫與通醫儒士區別開來。
二、現代儒醫群體的歷史變化
根據中國現代分歧時期儒醫群體的特點，結合醫史分期，本文將現代儒醫群體的歷史變化分為師徒授受時期、門閥世襲時期、儒醫分流時期、儒醫繁榮時期四個階段。
1.師徒授受時期(兩漢)
考核史料可知西漢時已有儒醫，這與知識傳承方法的變革是相關的。年齡以前學在王官(指貴族等級教導軌制),世相授受，各門學問多為專門世襲。年齡之時王官淪陷，學分百家，王官之學變為諸子之學，文明傳承方法由世襲轉為師授，醫學也是這般。師徒授受與世業相襲比擬，雖同屬醫學知識的密傳方法，但更為開放，生徒來源也更多樣，這為儒士拜師學藝開辟了路徑。至遲從西漢始就有儒士跟隨醫家習醫，并在學成后以診療疾病為業，成為儒醫。
兩漢的儒醫重要通過拜師學藝來把握醫術，其群體特征具有師徒台灣包養網授受的顏色，代表人物有淳于意、張機、華佗。西漢淳于意少好醫術，拜公孫光、陽慶為師學醫，成為一代名醫。《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公孫光向名醫陽慶父子推薦淳于意時說：包養網單次“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圣儒。”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解釋：“言意(淳于意)儒德，慕圣人之道，故云圣儒也。”[17]可知淳于意是具有儒學修養的醫者。東漢張機(字仲景)曾舉孝廉，任長沙太守。孝廉是漢朝選士的科目，被舉者多為州郡屬吏和通曉儒經的儒生，並且東漢時舉孝廉側重經學知識的考試，據此可知張仲景是熟通經學的儒士出生。他向同郡張伯祖學習醫術，盡得其傳，堪稱儒醫的典范。據《三國志·華佗傳》記載，華佗“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圭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本作士人，以醫見業”[18],可知華佗是由儒轉醫的儒醫。華佗的師承已不成考，他所傳門生有吳普、樊阿、李當之等，發揚了師徒授受的傳統。
兩漢儒醫總數較少。此時醫學知識仍為秘傳，師徒授受又講究“非其人勿教”,能傳承醫學的儒士甚少。此外，醫者屬于“執技以事上者”,位置低下，人多譏諷為“好利”“務口給”,儒士廣泛輕視從醫人員。並且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經學取仕是儒士的佳選，所以鮮有儒士從醫。華佗雖棄仕從醫，但對從醫的態度是“以醫見業，意常自悔”[18]。張仲景也感歎：“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心醫藥，精究方術。”[19]此時的醫者一旦有機會進仕，便會放棄醫療事業。如西漢出生世醫之家的樓護，當長者認為他有“宦學”的資質時，即辭別怙恃，外出游學，學習“經傳”,后長年在京兆為官，享譽士林。
漢代是中醫學經典構成和理論體系樹立的主要時期，儒醫在此中發揮了主要感化。《黃帝內經》《難經》《傷冷雜病論》等奠基中醫學基礎的經典著作的編撰，多仰賴儒醫。《傷冷雜病論》為儒醫張仲景所著，“創立了傷冷病的六經辨證體系”,“開后世臟腑辨證之先河”,被譽為“醫方之祖”[20]。今本《黃帝內經》《難經》的作者也是儒醫，而非工匠式醫家。[21]
2.門閥世襲時期(魏晉南北朝至隋朝)
門閥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歷史現象，門閥士族在政治、學術文明(尤其是儒學)、醫學等方面占據壟斷位置。門閥士族中精曉醫學并從事診療的人，被稱為“門閥醫家”,屬于儒醫的范疇。筆者考核發現門閥醫家的醫學傳承延及隋代。
將魏晉至隋劃為門閥世襲時期，是因為此時的儒醫多出生門閥世家，且醫學傳承、診療行為深受門閥文明影響。醫史學者范行準將“東晉至南北朝”稱為“門閥與山林醫家分掌醫權的醫學成熟時期”[22]76-94,他所謂門閥醫家與本文所指年夜致雷同。此時期比較有名的門閥醫家有東海徐氏家族之徐熙、徐秋夫、徐道度、徐叔向、徐文伯、徐嗣伯、徐謇、徐雄、徐之才、徐之范、徐敏齊等(一家八代精于醫術，從東晉綿延至隋),武康姚氏之姚菩提、姚僧垣，陽翟禇氏之褚澄、褚該，高陽許氏之許道幼、許智躲、許奭、許澄，清河崔氏之崔彧、崔景哲、崔景鳳、崔冏，陽平李氏之李亮、李元孫、李修，趙郡李氏之李元忠、李密，等等[22,23]。此外，王叔和、范汪、劉涓子、王顯、崔季舒等人，雖世系不成詳考，學界也多認為他們屬于門閥醫家。
這一時期的醫者仍被視為技術之流，社會位置不高。門閥士人出于博學、家庭救治、延年益壽等緣由而樂于通醫，但多數應不愿從事診療而淪為技術之流。但筆者考核發現，門閥士人從事診療的案例其實不少，這是因為朝廷為門閥醫家開了晉升路徑。門閥醫家的診療對象基礎為皇族和貴族[22]78,為之治愈疾病回報豐厚，利于宦途升遷。醫術成為門閥醫家獲取政治好處的資本，而非濟世利人的人心理想，因此他們將醫術作為秘術在家族內傳承，以便壟斷醫學而世代受害。
門閥醫家以醫術獲封的官職重要是文官、文官，醫官則為數未幾。以東海徐氏家族為例，其一族八代儒醫，多擔任文官、文官，只要兩人曾任醫官。此中徐謇曾任侍御師，徐之范曾任尚藥典御[24],但二人任醫官的時間很短，可見其志在于武功武功，醫術只是其獲取朝廷嘉賞的手腕。門閥士族行醫與宦途的關系，被范行準稱為“醫優而仕、亦仕亦醫”[22]77。這種風氣的風行促進了儒、醫合流，門閥醫家輩出，成為壟斷醫學的一年夜勢力。
門閥醫家對醫學的貢獻重要有兩方面。一是彙集、編著方書。姚僧垣《集驗方》、范汪《范東陽方》、許澄《備急單要方》、徐之才《徐王方》等眾多方書的編撰，保留了門閥醫家的醫學知識，不少內容傳至后世，被支出唐宋的《令嬡方》《外臺機密方》《承平圣惠方》等醫書。二是彙集收拾醫學遺說。如張仲景《傷冷雜病論》成書不久即流失，王叔和留意輯佚使之得以流傳。王叔和還彙集魏晉以前的脈診知識編成《脈經》,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
3.儒醫分流時期(唐代至五代十國)
門閥士族以醫謀仕促進的儒、醫合流到唐代中斷，此后至五代十國，儒、醫分流是重要趨勢。這與該時期的政治文明有關。
起首，醫學教導的發展和醫籍的傳播使醫學知識的傳承在必定水平上打破了門閥醫家的壟斷。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興辦的醫學教導規模小、時間短、成效不明顯，醫術被門閥醫家和山林醫家壟斷。隋代設太醫署，兼有行政、醫療、教學效能，對醫學壟斷局勢有所沖擊。唐代國家醫學教導的規模和力度超過以往，既在中心設太醫署，又在州府設醫學。[25]醫學壟斷局勢被打破，世家富家掉往以醫術謀恩寵的機會，參與診療的積極性下降。唐以前《黃帝內經》《難經》《傷冷雜病論》等醫書并未廣傳，能看到的人包養金額極少。隋代當局組織編纂《四海類聚方》《四海類聚單方》《諸病源候論》,卻未通行。唐代醫籍的收拾，則官方、平易近間皆有，俱得以流傳。在官方，唐高宗詔令編撰《新修本草》頒行全國，唐玄宗親制《廣濟方》頒行全國，唐德宗也制《貞元廣利藥方》頒降全國。而在平易近間，孫思邈撰《令嬡方》《令嬡翼方》,王燾撰《外臺機密方》,劉禹錫撰《傳信方》,陸贄撰《陸氏集驗方》,并傳之于眾。
其次，包養女人從唐初開始，當局制訂了嚴格的技術官軌制包養甜心網，對“執技以事上者”進行治理。唐代技術官包含醫術、地理、圖畫、工巧、卜筮等類別。與文官、文官比擬，技術官位置低，待遇差，升遷難，遷轉被限制在技術官序列中。[26]對于技術官的這種嚴格區分，使唐代士族恥于從醫，從而使疾病診療之事變成從屬于技術官系統的醫者之事。儒士和醫者因此分流，儒醫數量銳減。
再次，唐代士人廣泛具有輕視醫者的觀念。孫思邈曾言：“遂令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後輩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生之道，醫治之術，恥而弗論。”[27]韓愈稱：“巫醫樂師百工包養網ppt之人，正人不齒。”[28]眾人和儒士對醫者鄙薄可見一斑。
唐代士人恥于從醫，不代表排擠醫學知識。他們出于本身實用需求，會研習醫學知識，卻又滿足于做通醫儒士，而不愿從事治病救人的職業。如孟詵“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以便“保身養性”[29]。王燾因多病習醫，但其醫學知識限于為自家服務和編撰醫書，并不可醫濟世。唐薛弱用《集異記》載狄仁杰“性閑醫藥，尤妙針術”,偶爾出于善心為人濟急，也堅稱“吾非鬻伎者也”[30],這恰能說明“通醫”和“業醫”的界線。
唐代儒醫數量較少。有名者有孫思邈、甄權、甄立言、許胤宗、宋俠等人，皆由南北朝經隋而進唐。史載孫思邈生于西魏，博覽經史，兼通佛老。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先后以官職征召，都被他謝辭。他用藥如神，人有疾皆為診治。甄權、甄立言生于南朝梁，在隋、唐兩朝進仕為文官，皆以醫術聞世，曾奉帝命為臣僚診疾。許胤宗于南朝陳時因治愈柳太后而拜義興太守，進隋后任尚藥奉御，唐時官散騎常侍，堪稱“以醫術自達”的典範。宋俠為北齊文學宋孝正之子包養sd，以醫術有名，唐初官至朝散年夜夫、藥躲監。文學是漢以來由明經者執掌的官職，宋俠生于明經碩儒之家，又以醫術見寵于朝廷，頗有南北朝門閥醫家的余風。以上幾位儒醫皆有承前之貌，是初唐的醫學名家。之后儒醫在唐代就少見了。以《醫術名人列傳》[31]收錄的52位【3】唐代醫家為例，初唐之后竟無儒醫。五代十國各個決裂政權存世時間短，儒醫延續唐代的陵夷氣象。
4.儒醫繁榮時期(宋代至清代)
宋代是儒醫群體發展的分水嶺。宋以前除了門閥世襲時期有較多的儒醫外，在長時段、年夜一統的漢、唐時期儒醫數量均較少。從宋代開始，儒醫獲得極年夜發展。這種發展勢頭延續至清末。
兩宋儒醫名家輩出。據筆者考證，宋代儒醫可考者多達167人，涌現出孫兆、龐安時、史堪、楊介、陳言、許叔微等名醫，可謂群星殘暴。宋代儒醫撰寫的醫學專著多達84部，此中不乏經典，如史堪《史載之方》、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龐安時《傷冷總病論》、許叔微《普濟本領方》、張杲《醫說》等。金元明清時期儒醫群體堅持強盛的發展勢頭，數量眾多，名家如林，成績斐然。金元時期不僅有“四大師”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還有成無己、張元素、羅天益、王好古等名家。明代有名儒醫有戴思恭、汪機、李時珍、王肯堂、繆希雍、張介賓等。清代儒醫以喻昌、薛雪、吳瑭、包養網比較徐年夜椿、陸懋修、費伯雄等為代表。他們在治病救人、編撰醫書、發展醫學理論等方面均有建樹。
這一時期的儒醫積極以儒學建構醫學。他們以儒家治學方式來改進醫籍的注疏、闡釋、收拾、編著方式。如成無己《注解傷冷論》借用儒家的注經方式，初次對《傷冷論》作周全注解，成為傷冷學的代表作。南宋張杲采用現代類書的編撰方式，彙集各類文獻中的醫學掌故，添以個人見聞，匯編成體例新穎的醫案著作——《醫說》。該書又啟發后世對非醫學文獻中醫藥資料的收拾研討，如明代周恭《續醫說會編》、俞弁《續醫說》、蘆萬鐘《醫說佛乘》的編撰，皆受《醫說》的啟發。宋代新儒學尋求“心解”和“自出義理”,深受儒學影響的儒醫外行醫和著作醫書時有從頭闡釋、建構醫理的勇氣，能提出有價值的新說，敢于開宗立派。程朱理學在南宋后成為文明主流，對后世產生了深入影響。在包養網比較此佈景中成長起來的儒醫，尤其重視醫理的探討。如金元四大師重視研讀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醫典，在懂得和運用上見仁見智，各有主張：劉完素對《黃帝內經》運氣學包養行情說做出新的解釋，創立“火熱論”,開創冷涼派；張從正提出治病以攻邪為主，開創攻邪派；李杲認為脾胃為元氣之本，臨證以升陽補土為主，開創補土派；朱震亨創“陰缺乏而陽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有余”之論，開創滋陰派。這四年夜醫學門戶對后世影響深遠。
與門閥儒醫比擬，宋以后的儒醫有很年夜分歧。在成分上，前者出生門閥士族，多為官員，甚至仕至高位，如北齊徐之才官至尚書令、封西陽郡王；后者以下層士人居多，如南宋崔世明科舉不第，感于“不為宰相，則為良醫”之言而從醫，元代朱震亨鄉試不中，棄舉業而從醫。在習醫方法上，包養管道前者以家族秘傳為主，少數通過師徒授受；后者方法多樣，有傳承家學、師徒授受、自習醫書、進官方儒醫教導機構學習等。在診療對象上，前者重要為皇族和貴族服務；后者不論貴賤，且視醫為仁術，積極以行醫救人來實現兼濟全國的抱負。在醫學研討取向上，前者著重醫術；后者不以醫術自恃，重視根究醫理。對此，謝觀認為“乃以術為不成恃，而必推尋其理，此自宋以后醫家之長。”[1]46可見，對于醫術和醫理的態度，是宋以后醫家與前代醫家的主要區別。
三、儒醫繁榮局勢構成的社會佈景剖析
宋以后儒醫繁榮局勢的構成與這一時期的國家政策、社會文明佈景和思惟觀念親密相關。筆者將之歸納綜合為四個方面。
1.尚醫觀念的普及和深刻人心
宋儒倡導兼容并包和實用精力，博學兼通諸子百家知識，重視知識的社會功用。醫學可以治病救人，社會功用凸起，是以宋儒廣泛具有尚醫觀念。
宋代的尚醫觀念具有濃厚的儒家顏色。起首，宋儒將從醫當作踐行儒家仁愛理念的主要方法。他們認為“醫為仁術”,把醫藥濟平易包養網VIP近納進國家實施暴政的主要內容，將從醫作為為官之外的主要人生選擇、實施仁術的主要方法，宣揚“不為良相，愿為良醫”的觀念。其次，宋儒將醫學看作儒者之事及博學窮理、格物致知的主要內容。如北宋林億稱：“斯醫者雖曰方技，其實儒者之事乎。”[32]212王安石以醫學為儒者博學之內容，“《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33]。理學家二程認為體察與人體有關的心理、病理等醫學知識有助于儒者窮萬物之理。[34]這些觀念促進了儒學與醫學的融通。自此，士人打破“恥為醫流”的觀念壁壘，于科舉進仕之外，能夠安然從醫，以踐行儒家的“仁”與“兼濟全國”的理念。尚醫之風在金元明清時期獲得承續和推廣，成為儒士由儒轉醫的主要思惟動因。[3,8]
2.“以儒濟醫”觀念的風行
“以儒濟醫”觀念認為習儒有助于醫者進步醫學素養。這種觀念在孫思邈《令嬡方·年夜醫習業》中已有萌芽，到宋代開始風行。
北宋之時，儒學素養能助益醫學之論就很風行。姚誼《脈粹序》認為，“性識穎銳、通貫文藝”的儒士才幹深究醫書的內蘊。宋徽宗認為儒士從事醫學能通年夜道，于是樹立儒醫教導機構“太醫學”,選拔“士人”“高識清流”進太醫學習醫，并令其學成之后從事診療。南宋時“以儒濟醫”觀念更為廣泛，儒士歐陽守道說：“吾嘗謂醫非儒學不明。”[32]2653儒醫蕭震甫說：“醫道由儒書而岀，非精于義理者不克不及，舍儒而言醫，世俗之醫耳。”[35]可見宋人廣泛認為“醫、儒并舉”，方可為“上醫”。
后世承續宋人“以儒濟醫”的觀念。金元人認為“儒醫兼濟始為良”[36],金元“四年夜醫家”是以儒學濟醫學的典范。明清醫家將“醫出于儒”“習醫先習儒”等觀念發展成醫學界的主流。明代醫家李梴《醫學進門》說：“醫出于儒，非讀書明理，終是俗氣昏昧，不克不及疏浚變化。”[16]722明代醫家陳實功《醫家十要》起首強調“一要先明儒理，然后方知醫業”[37]。清代醫家喻昌《醫門法令·前賢格言》云：“醫之為道，……必使之先讀儒書，明易理。”[38]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宋代至清代儒學和醫學的融會日益深廣，儒醫群體日益壯年夜。
3.印刷術的發展和醫書的刊刻普及
宋以前社會下流通的醫書極少，醫學囿于秘傳，普通儒士若未經師授，能獲得的醫學知識則無限，難以精曉醫術，遑論從事診療成為儒醫。宋代雕版印刷術普及，醫書作為實用書籍進進刊刻推廣的黃金時代，為宋人習醫供給了方便。
宋代刊刻醫書興盛，有官刻、坊刻、私刻。官刻以國子監本最精，規模可觀。清人葉德輝《書林清話》說：“宋國子監鏤刻經史外，最重醫書”[39]。宋人醫籍題跋多見宋代處所機構刻印醫書的盛況。如州府軍的郡齋、諸路提舉常平司、提舉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提舉茶鹽司、諸州公使包養條件庫及州學、府學、縣學、書院等，都熱衷刻印醫書。[32]宋代坊肆鑒于各階層對醫書需求量年夜，鼎力刊印醫書以取利，如四川眉山萬卷堂刊刻《普濟本領方》《太醫局方》《蘇沈良方》《本草衍義》《南陽活人書》等。宋代私刻醫書風行，如初虞世自刊《古今錄驗養生必用方》,余恭禮自刻《活人事證包養網心得方》及其《后集》,嚴用和自刊《嚴氏濟生方》,等等。這些盛況在元明清時期進一個步驟發展。[40]
4.國家政甜心寶貝包養網策軌制的影響
宋代當局重視暴政愛平易近，視發展醫療為實施暴政的主要內容。有宋一代，當局頒布的醫事詔令有2813條，數量遠超中國現代其他朝代，詔令內容觸及醫療救濟、醫籍校刊、醫藥機構、醫學教導、醫藥買賣等方面。[41]當局的重視推動了醫療的發展，也促使儒士崇尚醫學，儒醫群體勃但是興。在這些舉措中，廣泛中心和處所的儒醫教導機構的樹立尤為主要。北宋崇寧二年，宋徽宗詔令在國子監設立“醫學”,培養儒醫。政和五年，朝廷又在處所州縣普設醫學，推廣儒醫教導。這些舉措體現了國家對儒醫的重視和對士人從醫的鼓勵。徽宗朝后，儒醫成為“上醫”的代名詞，儒士轉行為醫成為風尚包養一個月價錢。
元代醫學和醫者的位置進一個步驟進步。醫官的品級和待遇是歷代最高的，保宜年夜夫的品級達到從三品。元代醫官晉升渠道也相對通暢，轉任文文官少無限制，借醫進仕也可官居極品。元代還樹立了醫戶軌制，醫戶享有優待政策。此外，元代長期廢除科舉，即使短期恢復，取士比例也很小。上述原因促使元代儒士選擇從醫，儒醫群體因此壯年夜。
明代沿襲元代的醫戶軌制，并制訂世襲軌制，世醫家族由此興起，成為醫學領域最主要的群體。明代世醫家族極重以儒濟醫，醫者多以成為儒醫為尋求，儒醫名家輩出，代代相傳。儒醫世家的涌現，標志著儒醫發展進進穩定的繁榮期。這種發展趨勢直到晚清才發生變化。
1840年以后，國人在東方的堅船利炮之下，開始學習東方科技和文明。在這種佈景下，中醫因遭到西醫的沖擊而式微，儒醫群體也由盛轉微。中醫若何接收西醫先進元素，并發揚優良傳統以求發展，成為中國人的歷史新命題。
四、結 語
分歧歷史時期儒醫群體呈現出的面孔與當時的社會佈景親密相關，重要受國家的政策軌制、儒學的社會位置、醫學知識的傳承方法和普及水平、時人的醫學觀念等原因的影響。自宋代以后，醫學的儒學化成為醫學發展的主流，這得益于宋人有興包養故事趣識地運用儒學來發展醫學。國包養網評價學年夜師陳寅恪曾說：“華夏平易近族之文明，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陵夷，終必復振。”[42]當下正值中華文明復興的歷史階段，中醫學作為中華文明主要的一脈，也當謀求進取。儒學在傳統醫學發展和理論建構中發揮了主要感化，儒學素養的進步對中醫發展程度的促進是顯而易見的。當下中醫學的發展和教導不包養ptt克不及一味強調與西醫文明接軌而忽視源遠流長的儒醫傳統。
注釋
1筆者在《中國基礎古籍庫》檢索“儒醫”,統計出267條應用“儒醫”概念的文獻,逐條作了剖析。
2明代聶尚恒《醫學匯函》、明代蕭京《軒歧救正論》、朝鮮鄭敬先《醫林撮要》援用了李梃《醫學進門》對“儒醫”的定義。
3《醫術名人列傳》原收錄53位唐代醫家,筆者考證“沈應善”為明代人,故人數減為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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